文革“逍遥派”

编者按：在众多涉及文革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大字报、红宝书、批斗“牛鬼蛇神”等标志性元素几乎无处不在。然而，姜文在其电影创作中，却巧妙地避开了这些常见的符号。《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这片天地间，一切都被尽数舍弃。那南辕北辙的荒谬之感，在电影开篇的旁白中便显露无遗：“那时似乎永远沉浸在夏日之中，阳光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我，明亮至极，以至于刺得我眼前一片漆黑……”

《阳光灿烂的日子》截图

在文革的某个特定阶段，京城涌现了一群年轻人，他们的生活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马小军及其伙伴们颇为相似。这批年轻人大多是北京地区大院里的干部子弟，尤其是军队干部的后代。然而，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却未能被那充满血泪与控诉的主流文革叙事所充分展现。正如姜文的电影所描绘，叶维丽（其父为某位知名人士）的经历亦然。曾为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马笑冬（其父曾任商业部副部长《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这部对谈录，同样以亲历者的视角细腻地还原了文革时期大院干部子弟的生活。在众多细节上，它与同名电影相辅相成，彼此印证。

“大院”这一居住模式，自1949年在中国大陆崭露头角，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居住形态。其显著特点为封闭性与独立性，充分展现了共产党对日常生活的深刻改造。这一模式最初发端于延安，解放后迅速在全国各大城市普及开来。对于成年人而言，大院几乎等同于边沁（J. Bentham）所描述的“圆形监狱”，充满了独特的意味。圆形敞观监狱“研究文革早期的红卫兵运动，绝不能忽视大院这一重要因素，红卫兵的中流砥柱正是大院中的孩子们。”

“我不解为何会有这样的人在街头讨食，心想这在我们社会里似乎不应该发生。”

“若是他也能够驾车前来，那该多好。”

自1949年起，无论是依据独院、大院、胡同等居住模式对居民进行分类，抑或是以薪酬、待遇的巨大差异将干部划分为三六九等，这些做法既根植于我国官本位的传统遗风，亦承载着革命斗争的余波——“革命非同宴请”，虽抱负崇高，然在实践途中，唯有通过严格的等级制度来维护上下尊卑的秩序，方能确保命令得以层层递进、严格执行，从而保证组织的高效运转；这种细致的等级划分，亦使得干部们对自己的付出与所得的关系更为敏锐，进而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成为‘人上人’的感觉居然如此美妙。”与此同时，“过分强调出身”导致圈子越划越小，干部子弟之间又无形中形成了普通干部子弟与高级干部子弟的界限。社会的裂痕，已无法再被掩饰。

正如康德所言，一个社会若存在某些道德的幻象，总胜于全然无迹可寻。因为，虚伪之存在至少表明，强者对弱者尚存一丝顾忌。德行的假象或许，最终我们真的能够逐步唤醒德行意识”，因此，虚伪实际上“并非欺骗，而是我们内心中那些无伤大雅的错觉”。一个充斥着虚伪的社会或许并不会太过恶劣，但当虚伪本身也消失无踪，那才真正令人感到恐惧——自1964年以来，对阶级性的过度强调导致了公孙龙“白马非马”般悖论的深入人心：“地富反坏右”的标签足以使一个人自动失去作为“人”的资格，以至于“见死不救”不仅合理，甚至将人打死也罪有应得。

要洞察文革初期官方文件及各类政策中存在的相互矛盾与逻辑冲突，关键在于领悟：尽管毛泽东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无上的权威，但在政治层面，他实则处于一种“幕后”地位，实际主持工作的角色由刘少奇与邓小平所承担。因此，1966年5月16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虽然出自毛泽东之笔，然而政策的实际执行并非他所能完全操控。自那日起至7月29日，这段时期堪称文化大革命中最扑朔迷离、各方势力争斗最为激烈的“工作组”阶段。

在工作组时期，刘邓沿袭了“反右”“四清”等政治运动的既有做法，派遣工作组进驻学校，旨在“严格控制运动，稳定局势”。他们并未落实《五·一六通知》中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原有的官僚等级体系。当时，青少年们几乎没有“自发”行动的余地，因为工作组强调“文革”必须在他们的统一领导下，有条不紊地推进。

“文革一开始，评判标准就是谁家的官职更高，谁的官职更大，谁就能成为焦点。这一点让我深感，这并非属于我的运动，而是那些高干子女的运动。”

不过，这一局面并未持续太久。7月18日，毛泽东突然从南方回到北京，仅隔六日便果断决定撤销工作组，至29日，中共中央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公布了此决定。撤销工作组之举，标志着毛泽东在文革中巩固了绝对领导地位，实现了“政统”与“道统”的统一。此种策略性的举措效果显著：在撤销工作组的29日会议上，刘少奇公开坦陈：“对于文革该如何开展，老实说，我们也是一知半解。”

毛在文革初期党内路线斗争中，并未急于展开攻城掠地，而是更加侧重于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延续了他军事思想的精髓。自7月24日至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的这段时间，被称作文革的“再发动时期”。在这一时期，那些原本受到“工作组”打压的造反派得以重获自由，同时，一大批原本默默无闻的青少年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若深入剖析《五·一六通知》与《十六条》这两篇文革初始阶段的纲领性文献，便可明显感受到局势发生的巨大转变。《五·一六通知》中，言辞显得底气不足，欲言又止，仅是模糊地提出：“当前这场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路线的问题”，“如同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潜伏在我们身边”；然而，《十六条》的语气已变得坚定果断：“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深刻革命”，“以‘敢’字为先锋，放手发动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迎来伟大的胜利！”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红卫兵，此举迅速将运动推向全国。

叶维丽对于文革“再发动时期”的感受是：“在8月上、中旬，整个世界仿佛陷入了一片混乱，局势变化之快，真可谓‘一日千里’，甚至上午与下午的形势都有天壤之别。正是在这一时期，红卫兵运动如同火山般爆发。”随着上层政治风云的突变，下层的红卫兵运动也陷入了激烈的动荡。就在7月29日工作组被解散的那一天，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干部子女们便贴出了那著名的——血统论“对联：父辈英雄子亦豪杰，父辈叛逆子却顽劣。”

“血统论”的崛起颇具意味，其诞生恰逢毛泽东重新执掌中央权力之际。然而，并无确切证据证明这一观念源于毛泽东本人。当时干部子弟的境遇，宛如南朝门阀士族的缩影：唐长孺在研究公元五世纪南朝宋、齐的门阀制度时指出，正逢传统门阀士族地位式微、寒门地主崛起之际，高门士族“不得不深沟高垒，严加堤防”，从而发明了“清流”、“浊流”这两个概念，以此将自己与新兴贵族区分开来，“旨在保护自身权益，阻断寒门上升之路，并试图证明，即便法令认可，甚至皇权直接干预，亦不能逾越士庶之间传统的界限”。同理，对政治风向极为敏感的干部子弟，也是在地位受到威胁之时，才毅然抛出“血统论”，以抵御红卫兵运动向底层蔓延的趋势。

该举措成效显著：自1966年8月8日起至年底，这段时期可称之为“干部子弟领导时期”。在这一阶段，红卫兵运动以学校为基本单位展开，干部子弟凭借其尊贵的出身背景、对政治形势的深刻洞察，以及作为“革命接班人”的坚定信念，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运动中的“佼佼者”。尽管遇罗克的“出身论”在此期间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并未从根本上撼动“血统论”的统治地位。

当叶维丽的父亲被定性为“反革命、黑帮”后，她立刻感受到“周围的人都指指点点地议论我”，而街上的孩子们则开始欺负她的妹妹，对她吐口水、啐她，甚至扔石头攻击她，那时她才不过六七岁。

随着刘、邓等众多中高级干部的相继倒台，1966年的年底，老红卫兵的势力逐渐衰微，红卫兵组织变得形形色色，任何人都能加入，红卫兵的身份已不足以区分不同的人。革命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到了这个阶段，那些在学校中失去了领导地位的大院子弟们，不得不重新集结，将分散的力量汇聚起来，“他们开始频繁地聚在一起活动”，“这样的集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遭遇不测给孩子们带来的冲击，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稍微轻松一些”。在这个时期，大院文化开始走出家门，步入街头。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马小军和他的那群大院里的“顽皮孩子”，原本被分配到不同的中学，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又重新聚集在一起：“那些原本分散的好友，如今又重逢了。”

需特别指出的是，在文革期间，遭受打击的往往主要是行政干部；然而，得益于中央“军队不能乱”的明确指示，军队干部所受冲击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个时期，大院文化应当以部队大院为核心，鉴于地方干部子弟的家庭普遍遭遇不幸，他们难以表现得过于张扬。而军队干部受冲击较少，他们的子女仍保持着较为强烈的气势”。

大院中的干部子女红卫兵自幼便共同生活，原本就比那些散居各处的平民子女红卫兵更为团结。加之1959年至1961年那三年的艰难时期，正值青少年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干部子女享有相对丰富的食物补给，甚至包括肉、蛋等所谓的“奢侈品”，这使得他们普遍比平民子女更为高挑健壮。更重要的是，干部子女与政府机关、军队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能够获得更为精良的武器装备，信息获取渠道也更为畅通——正如俗语所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干部子女在文革后期依然稳固地保持了他们的地位。

姜文的电影作品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卢沟桥铁轨之下，一场未遂的武斗——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状况：敌方阵营中的平民红卫兵，尽管人数众多，却显得士气低落。他们身着统一的灰蓝色工装，手持简陋的木棍，骑乘国产自行车，装备近似冷兵器时代的初级水平；而以马小军为代表的军队干部子弟，则身材魁梧，身穿代表军阶的军绿色制服，手持钢叉、匕首，以及原装和改装后的霰弹枪等精良武器。更有两辆军用卡车，车牌号分别为7-2866和7-2867。不难设想，若真有冲突爆发，这些精锐且勇猛的军队大院子弟，必定会给平民红卫兵带来巨大的杀伤。

从1966年底到1968年底，可称为“后干部子弟领导期”。老红卫兵的衰落，几乎是必然的，因为毛发动文革的本意，便是推翻已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官僚阶级，借助青年学生的新鲜血液，恢复党内已被腐蚀的革命传统。这一任务，怎么可能由官僚阶级的下一代来完成呢？但在1966年夏，大部分人对于文革还将信将疑之时，暂时先起用态度最积极的干部子弟，乃是一种权宜之计。待到全国革命青年都被发动起来之时，便可弃“老红卫兵”如刍狗了。

那些在文革初期为运动造势的老红卫兵，如今“场子”已定，他们自身也显得无足轻重了。正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下，“联动”等反文革组织应运而生，许多老红卫兵从运动初期的宠儿转变成了反对派，公然与中央文革对抗，对文革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文革初期的幻灭者、觉醒者与反叛者，就这样涌现于北京街头。在摆脱了家长的束缚、革命热情消逝之后，“从极端革命到颓废堕落，亦在情理之中”。那些昔日的红卫兵们，此后开始了波希米亚式的日子：偷窃、研读禁书、弹奏吉他歌唱、四处流浪；男孩们身着父亲遗留下来的华丽将校呢制服，女孩们则披上了不久前在“破四旧”运动中抄来的欧式白纱裙；位于北京的高级西餐厅“老莫”，成为了他们热衷的聚会地点；“拍婆子在马小军、米兰、刘忆苦、余北蓓等人的圈子里，禁欲主义已被彻底摒弃——“十八岁与青春、与性成熟密不可分”。这一时期既赋予自由又带来束缚，既叛逆又守旧，既充满“阳光灿烂”的时光，又时不时涌现“阴霾密布”的时刻，直到1968年冬季，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展开，这一切才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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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古伦木这一角色被众人戏称为“傻B”，然而在影片的高潮部分，他向昔日的小伙伴们大声喊出了这两个字，从而将这出荒诞的现实戏剧推向了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