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之际，公安局长这个位置突然变空了。

陈毅觉得有点难办的时候，陈赓就提议了一个名字——就是当年中央特科的“神枪手”。

这个人曾在租界里打击坏人，两次被判死刑可是都成功逃脱，最后还当上了新中国上海公安局的第一任局长。

上海滩的烫手山芋

上海刚刚解放，硝烟还未完全散去，陈毅的桌子上已经堆满了那些令人头疼的报告。

这个国际大都市，人口快600万，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可实际上下面暗流涌动，隐隐有不少问题藏着呢。

在老的警察体系里，留用的2.4万名成员占了整体的88%，里面混杂着特务、帮派分子和流氓。

黄浦分局的警察们集体敲诈生意人，某派出所长还私自放走了汉奸，甚至有人偷偷给台湾发暗号电报。

街头变得更加混乱了。乞丐蜷缩在银行门口，银元的倒卖者明目张胆地叫卖着，电线杆上还贴着一些标语。

码头上堆放着国民党炸沉的船只，厂区里的设备也布满了锈迹。

每天都能听到枪响声，一天里大大小小的案件也能有十几起。

陈毅心里明白，这公安局长这个位置得找个人，既能压得住黑帮，又懂得和资本家打交道。

要会弄政策法规，擒凶破案还得有胆量和技巧。

原先安排的陈赓得去前线打仗，这一来局长的位置就空出来了。

副手小心翼翼地建议先用军管会撑着，陈毅一拍桌子，大声说：“公安局可不是野战军！”

正在陈毅一筹莫展的时候，陈赓进来了，两人在办公室里谈了许久，忽然陈赓笑着问：“特科的神枪手，能行吗？”

陈毅一愣，随即恍然大悟。

曾经在上海滩隐秘战线上拼杀的那位青年，如今变成了经过大风大浪的干部。

陈赓那会儿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头儿，李士英在行动科也干过小组长。

两个人一块儿经受过最危险的白色恐怖时期，彼此之间心里清楚得很。

就这个人嘛，李士英！陈毅一锤定音。

后来一查，这个决定，确实是选了个对的人。

租界里的红色判官

1930年，刚满18岁的李士英接到调派通知，从天津被派到上海。

中央特科，算得上是党在黑暗压抑时期的一柄尖刀。

特科一共划分成四个科别：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李士英加入的是行动科，也有人叫它“红队”，主要职责就是保护领导安全，专攻打击叛徒特务的那帮人。

红队的成员个个都带着手枪和匕首，骑着自行车在租界里来去无踪，鬼鬼祟祟的。

李士英动作敏捷，枪法非常准，很快就成为队里的主力，伙伴们都叫他“神枪手”这名字。

李士英刚加入红队没多久，就碰上了他的头一遭考验。

那天出门逛街，遇到一个叛徒，毕竟人多眼杂的，没法当场动手，李士英偷偷跟在他后头，一路尾随到法租界的弄堂里去了。

眼看那叛徒就要上楼，李士英机警一瞬间，快步上前挡住对方，脸上挂着笑：“同志，组织叫我来的，邀请您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那叛徒正盘算着给国民党送个大礼，听到这话还没人怀疑，便跟着李士英一起走到了泰兴路99号的那座花园洋房里。

这里可是中央特科的秘密基地啊。

李士英带着陌生人走进去，红队的伙伴们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李士英动作敏捷，一把抓住叛徒，把他按在地上，大声吼道：“叛徒！”

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于是用散弹枪，把对方打得当场毙命。

在天津这个地方，李士英的表现更是令人瞩目，立下了更为卓越的功绩。

原本是中共天津北方区头头的李纯，后来当了国民党警察局的侦缉员，结果搞得好几位同志被抓了。

李士英借着开会的名义，把李纯叫到法租界，然后对着他连开几枪，立刻就把他给干掉了。

到了1932年4月，李士英在上海把叛徒王斌给除掉了。

在追查另一个卖国贼的过程中，行动被巡捕发现了，李士英和另外两名同志也因此被逮捕了。

敌人用酷刑折磨他，可李士英咬着牙，啥也没说。法庭一判，他就被判了死刑。

党组织出手救他，找来了上海最有名的大律师唐豪、史良、章士钊帮忙辩护，还打通了法院的书记员和旅馆的服务人员，拼凑出一套“另有真凶”的证据链条。

1936年，原本判死刑的，后来改成了无期徒刑。

1937年8月，日军对上海进行轰炸，现场一片凌乱。

李士英抓住时机，摆脱了敌人的控制，辗转来到了延安。

被判了两次死刑，结果都幸运地活了下来。

这次经历，磨炼出了李士英超凡的胆略和镇定。

从济南到上海

从延安回来之后，李士英又重新投身到公安守卫的岗位上。

在解放战争那会儿，李士英先后做过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还有济南特别市公安局局长这种职务。

在济南，李士英表现出特别棒的城市管理水平。

陈赓在后来向陈毅推荐的时候特别提到：“李士英在山东负责公安工作三年，连济南城里的青帮都愿意向他交治安费。”

1949年5月，李士英接到指示，要他去接管上海。

5月25日夜里，李士英带领超过800人从江苏丹阳启程。

说是火车，其实看上去就像一辆货车，车厢外头满是弹痕，伤痕累累。

火车沿着路线穿过战场地区，驶向那个李士英曾经奋斗过的城池。

天色已晚，士兵们在车厢内随意躺下休息。

李士英睁大眼睛，心里热烈澎湃。上海，17年前他还只是个18岁的年轻人，今天再来看，已经是指挥着800人队伍的领头人了。

6月2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成立，李士英担任局长。

接受老旧的警察系统，真算得上是一大难题啊。

往南去的公安干部只有几百名，面对这座有六百万人口的城市，要把管理搞好，得靠好好留住老警员。

李士英召开局务会，一开场就说得直白：“凡是公安局的干部和警员，评价的标准就是工作表现，好坏怎么定，看在心里；以忠于人民、为人民服务为最高目标，不论新老人员，都一样。”

这话把老警员的心给稳住了。

不久，北站分局的留用警察黄伟生在执勤的时候被盗匪击中，英勇为公殉职。

陈毅批准黄伟生为革命烈士。李士英亲临追悼会，对黄伟生为人民献身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呼吁全体干警以他为榜样。

在上海滩，一名留用警员能够被追认为烈士，这事儿可把大家震惊了。

新老警察的心，就这么紧紧凑在一块儿了。

李士英的思路挺明白：用南下的公安干部和地下党员作为骨干，把旧警察调整改造，慢慢融入新体系。这么一来，不光解决了人手不够的问题，还稳住了队伍。

几个月过去了，公安的日子逐渐走上正轨。

三把火烧出新秩序

李士英一上任，就连续弄了三次大动作。

一股烈火一般的傲慢，直指外国人。1949年7月，上海举行了庆祝解放的游行，成千上万的群众涌上街头。

美国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欧立夫开车去上班，遇到堵车时竟然撞了人，还试图动手打人。

那会儿在场的警察立马把欧立夫给逮了。

消息传到李士英那儿，他一下拍桌子说：“我们跟美国还没建交呢，也不承认欧立夫是什么领事。作为美国的侨民，违法咱们的法律，就得按规矩办！”

欧立夫被送进了警察局，里面这个美国人还挺嚣张，嘴里不停地喊他是外交官，架势十足。

公安人员不敢乱来，赶紧把情况报告给上头。

陈毅听到后立刻表明态度：“别怕，有事我担着。”

最后，欧立夫当面致歉，赔偿了那起损坏的公共和私人财产。

这可是中国近代史上头一回，美国人当众向中国老百姓道歉了。

第二次火灾锁定了金融投机的领域。6月的上海滩上，银元贩子竟然堂而皇之地把人民币捆成一堆当凳子坐，投机商们在证券交易所里疯狂地炒作不止。

李士英下定决心要来个狠招。

6月10号，李士英带着400名警察突袭了汉口路422号的证券大楼。

在交易大厅上，银元买卖的人正大呼小叫得劲头十足，突然间所有出口都被堵得死死的。

李士英踩着一堆账本走到柜台上：“大家不是都喜欢炒股吗？今天就来炒点牢饭吧！”

当场抓了2100个投机者，把抄来的黄金堆满了三辆卡车。

打击银元投机这事，李士英用了他在特科时期常用的老招数：不动手小贩，专盯源头抓起。

他派人伪装成有钱人，暗中接触银圆黑市的庄家，沿着线索逐步查出由国民党特务操控的四家大钱庄，最终查获了4万枚银元。

当这些银元被存入人民银行的金库时，旁边的市民纷纷鼓掌说道：“这才是真金白银啊，才有底气撑起人民币呢！”

还有一把火，他把内部的烂账烧得一干二净。

在1949年那个夏天，榆林分局收到一起藏有武器的案子，军代表欧震带领调查小组查获了几支步枪。

案子本来就快告一段落，欧震却借着军代表的身份进行敲诈勒索，欺压妇女，而且还隐瞒了自己曾经是国民党员的事。

报告递到李士英面前，他毫不犹豫，写下了两个大字：“枪决”。

陈毅看过之后，果断审批了李士英的主意。

李士英还建议《解放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强调政府绝不容许出现贪腐，纪律一定要严抓到底。

这次的处理在公安系统内部树立了很牢靠的威望。

干警们都明白了：新政府说到做到，不论是谁，违法必追。

李士英心里清楚，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不光的打击非法活动，还得保证公安内部干净高效。

新旧警察齐心协力，队伍纪律一丝不苟，成了政府最牢靠的后盾。

经过白色恐怖洗礼的神枪手，用他独特的方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安宁。

在特科时期培养出来的胆量，和在隐蔽战线积累的阅历，即使到了和平时期也依旧派上用场。

李士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道理：真正的革命者，不仅能在刀尖上翩然起舞，还能在建设中做出卓越的贡献。

上海滩的枪声逐渐归于平静，新的一套规则正在慢慢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