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同志始终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党的需要，将自己完全融入党的伟大事业，毫无个人私欲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无私奉献的至高境界。”

民情：关心百姓冷暖疾苦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际，八路军129师司令部久驻河北省涉县。该县赤岸村后山蜿蜒着一条名为漳南渠的水道，当地民众尊称其为“救命渠”。山民们长久以来最期盼的便是水源，而在缺水的地域，人们只能听天由命。1942年，涉县再次遭受了令人头疼的大旱，导致群众的庄稼因严重干旱而无法茁壮成长。

刘伯承与邓小平目睹百姓愁容满面，庄稼枯萎、收成歉薄的现实，便携手商议，决意将漳河水引入太行山脉，将旱土转变为沃野，以水浇灌，迅速为当地百姓解燃眉之急。

1943年2月24日，一项引水上山的灌溉工程正式动工。在这项工程中，刘伯承与邓小平亲率八路军129师的英勇战士们，齐心协力、倾尽全力投入到水渠的修建工作中。至1944年，该工程圆满完工。

此水渠横跨2.33米宽，纵深达1.66米，蜿蜒15公里，惠及赤岸、温村、会里等八个村落。它将2000余户家庭的3500余亩旱地改造成灌溉田地，年增粮食产量逾35万公斤。村民们自发创作歌谣赞颂：“南山水流处，饭桌无忧愁。若无八路军来，此水怎得流？”

如今，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129师所修建的漳南渠，其长度已扩展至近乎30公里，惠及的村庄数量也几乎翻了一番。

刘伯承将军始终心系群众福祉，坚定捍卫群众权益，并以身作则，引领部队树立良好风气。每遇行军作战，他均不忘叮嘱众人“脚下留情”，切勿踏损百姓的农作物。若目睹麦田被践踏成小径，他便会督促部队修复道路，确保农民的庄稼无损。得知敌寇征召壮丁的消息，他即刻颁发保护壮丁的命令。听闻日本侵略者肆虐烧毁民居的暴行，他迅速提议挖掘窑洞，以助民众解决住房难题。一旦发现有人或事漠视群众利益，他总会严肃提出批评与指责。

那日，骑兵班负责护送刘伯承将军赴会，途中在一村落稍作歇息，便借用了一位村民的箩筐以饲养牲畜。然而，牲畜不慎将箩筐咬破了一个洞。刘将军目睹此景，立即从腰间掏出银两递给警卫员，叮嘱道：“速去向老乡赔礼道歉，并按照原价予以赔偿。”

在1945年秋季的上党战役中，刘伯承的指挥所一度设于长治市黄碾镇一户普通民居之内。鉴于环境极端简陋，战事紧迫，电话员不得不将屋门拆下，权且用作临时的电话架。刘伯承常在此架台上部署任务、指挥战斗，事务繁重。尽管老首长无论艰苦还是劳累都能一一承受，但秋雨不时侵袭，将他衣衫浸湿的情景，却让警卫员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们忧虑，生怕老首长某日因秋雨连绵而染病，那可是万万不能发生的。

随着几日的悄然流逝，警卫员在紧急关头灵机一动，与一位同乡商议后，成功取下了他家的门板，将其临时堵在了指挥部的入口处。

“难道为了保护我免受风雨，就置老乡的家园于不顾？立刻将门板归还给村民。”然而，警卫员仍旧犹豫不决，站在原地未曾行动。

刘伯承语气中透着坚定：“你这小家伙，我命令你，立刻将那门板归还给老乡。”警卫员无奈之下，只得遵从命令将门板送还，并诚挚地道歉。然而，那位老乡在警卫员离开后，却又将门板扛回了指挥部……

1947年，刘伯承将军与张际春等将领合影留念，迎接了莅临太行山区进行慰问的代表团。

1946年8月，冀鲁豫战场上，硝烟四起。激烈的战斗已然打响，运输任务因此变得异常紧张而繁重。某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队因公事向政府申请了25辆大车。刘伯承、邓小平首长以及李达参谋长亲自对车辆进行了细致的检查，最终判定此次公差仅需17辆大车即可满足需求。他们随即指示直属队退还多余的8辆车辆，并对过多申请的行为给予了严肃的批评。

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刘伯承亲自关注数辆重要车辆的情况，这背后有何深意？在直属队干部会议上，他强调道：“同志们，切勿轻视增添几辆大车的问题，这关乎军民关系和团结的大局。”他指向身旁的废墟残垣继续说：“大家看，正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民众生活艰难。为了支持前线，人民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支援我们取得胜利。兵民同心，方能战无不胜。若失去人民的支援，我们的自卫战争将无法取得胜利。在此，党员干部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干部是队伍的支柱，必须与群众紧密相连，否则便成了孤立的骨髅。我们的人民军队虽然身着军装，但绝不能忘记我们的根本宗旨！”

刘伯承那番语重心长、意味深长的提醒与教诲，令众人终身铭记，受益匪浅。

在解放战争的开端，刘伯承将军统帅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纵横黄河两岸，驰骋陇海铁路南北，秉承“大踏步前进，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广泛消减敌人的战斗实力”的战略思想和战术指导，有力地拓展了解放区，守护了民众的安宁生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之上，刘伯承将军将关注少年儿童的成长视为解放区建设的重要使命。每到一处，他都会叮嘱部队与政府机构，切勿占用学校场地用于宿营或办公，而应全力保障学校正常开课。

刘伯承将军在条件艰苦的大别山地区，率领部队风餐露宿，辗转作战，其身体状况日渐衰弱。面对这一状况，同志们心中无不充满忧虑，却一时苦于无法想出有效的应对之策。

在某个寻常的日头，刘伯承将军率领着部队抵达金家寨，其警卫员适时递上一小包冰糖，以示敬意。

得知这包礼物来自基层同志之手，刘伯承断然拒绝接受，并坚持要求将其退回。面对警卫员的固执，他毅然将那包冰糖拆分成若干小块，分别分发给每一位受伤的战士和生病的同志，每人一块，同时亲切地招呼道：“这是老区人民的一片心意。”同志们接过那块冰糖，尚未品尝，心中已觉甜蜜。

廉洁：自律拒特权

在充满挑战的抗战岁月中，刘伯承将军率领八路军第129师南征北战，由于操劳过度，不幸于1942年盛夏时节染上了疟疾。

在为刘伯承进行治疗的途中，卫生处的李医生由于消毒措施不够严谨，导致用药部位不幸发生感染。随即，师卫生部的钱信忠部长亲自带领肖医生，重新对刘伯承进行了诊疗。检查结果显示，刘伯承的感染部位红肿严重。钱信忠部长与刘伯承商讨后，决定对感染部位进行手术切开。刘伯承对此表示赞同，点头同意了这一治疗方案。

“无妨，我自能忍耐，麻醉剂应留予那些需接受大手术的人使用。”钱信忠虽感无奈，最终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手术刀起落间，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手术室中。然而，刘伯承却面不改色，平静地躺在手术床上，毫无怨言。“师长，手术能成功吗？”钱信忠充满忧虑地问道。“没问题，我会挺住的。”刘伯承语气柔和却坚定，彰显了他的坚韧与从容。

刘伯承紧紧地攥住枕头，额头上汗珠如豆，顺着脸颊滑落。肖医生赶忙取来毛巾，轻柔地为他擦拭汗水，心中不禁联想到关羽“刮骨疗毒”的典故。关羽之所以不用麻药，实乃历史条件所限。而今日，医药技术已颇为发达，刘伯承却甘愿将麻药节省给受伤的战士，这让肖医生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感动。

手术终告一段落，钱信忠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带着深深的歉意对刘伯承说：“师长，因我们工作中的疏忽，让您承受了额外的痛苦，我深感抱歉。”

刘伯接过毛巾，轻轻擦拭去额头的汗珠，脸上露出宽厚的笑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家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即可。”至于之前负责治疗的李医生，刘伯承也并无责怪之意。他转向钱信忠叮嘱道：“听说李医生是归国留学归来的，毅然投身我们八路军，实属不易。这次事故，他已有自省，你们就别再对他苛责了。”

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刘伯承与邓小平率领部队遵命挺进大别山。经过无数艰险，部队终于进入大别山时，已是十一月末。此时的大别山，风雪交加，滴水成冰，一片严寒景象。敌人遭受首次重创后，立刻调整战术，调动33个旅队对我军展开全面围剿。大别山环境恶劣，战事紧迫，刘伯承司令员的安全与冷暖，牵动着众人的心，他的安危与整个战役的胜负休戚与共。

在1961年，刘伯承将军莅临北京军区某部，与战士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深入了解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思想动态以及工作状况。

然而，率领大军深入大别山的刘伯承将军，身边仅有一床棉被和一条褥子，抵御寒冷显得颇为困难。警卫人员目睹此景，心急如焚，纷纷动用智慧，琢磨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初抵大别山，我军远离基地作战，又岂能轻易获取一床棉被或是购买一条毛毯？

恰逢警卫部队参与当地群众抗击土豪的斗争，分得了一条毛毯。兴奋的警卫员们未及向首长请示，便迫不及待地将这条毛毯铺在了刘伯承的卧榻之上。

刘伯承在休憩之际，瞥见床边多了一床毛毯，经询问得知来历，便立即下令取走。他严肃地告诫警卫员：“这毛毯是打土豪所得，属于贫苦农民的财产，我们怎能擅自占为己有？”他坚决要求将毛毯归还。虽然警卫员表面遵命取下毛毯，但私下却将其藏入夹被之中。

夜幕降临，刘伯承上床安歇，虽未察觉到丝毫破绽，却凭借细致入微的触感察觉到了异样。他即刻表情凝重，命令警卫员当着他的面，将夹被中的毛毯取出，否则他坚决不予休息。

警卫员只得遵命行事，不再另寻他法。刘伯承随后微笑着对他们说道：“难道我们不是还有那种特别的‘金丝毛毯’吗？多铺几张，自然会倍感温馨。”

提及“金丝毛毯”，背后实则蕴含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那是在我军踏入大别山初期，正值战局紧张，部分地区陷入了拉锯战的状态。每当我们的队伍撤离，敌方的乡保武装便趁机下山，肆意劫掠，导致所经之处百姓生活遭受重创。刘伯承将军屡次重申，严禁部队打扰民众，必须爱护一草一木。部队所需之粮食，均为银圆所购，而烧柴则需精确过秤并支付相应费用。司令部中有一名饲养员，竟将刚刚称重过的稻草抱去喂养战马。

饲养员因抱取过多，身后不慎撒落了些稻草，恰巧被刚从屋内走出的刘伯承瞧见。刘伯承缓步走到饲养员身后，不动声色地逐一拾起散落的稻草……最终赶上那位粗心的饲养员，将稻草归还给他，并语重心长地叮嘱：“稻草乃农家之宝，既可供牛食用，亦能铺床，燃烧于灶，更能肥沃田地！牛食之，犹如细条挂面般美味；人铺之，犹如金丝毛毯般舒适！”

饲养员面带愧色，连连点头以示诚意，迅速向刘伯承承诺：“我决不会再遗失稻草！”

因此，刘伯承提及铺设“金丝毛毯”不过是旧事重提，警卫员们自是心知肚明其意。于是，众人立刻在他的铺位上添加了稻草。自那以后，刘伯承便以这“金丝毛毯”铺盖，安然度过了大别山那严酷的冬日夜晚。

刘伯承同志，解放后南京的首位市委书记、市长兼军管会主任，此后还执掌南京军事学院的院印，与这座城市结下了深厚的情缘。他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与民众紧密联系的宗旨，留下了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南京解放后不久，有人向刘伯承汇报，指出部分政府职员和军队人员存在违规购票、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以及未经购票便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观看表演的现象。刘伯承得知此事后，深感愤慨，遂以军事管理委员会的名义，接连发布了《乘坐车辆必须按规定购票》（军字第一号布告）、《进入娱乐场所必须购票就座》（军字第二号布告）。这两项禁令一经颁布，违规行为即刻得到遏制，广大民众对此纷纷表示赞赏和支持。

“在战争岁月，我们与民众同甘共苦，每逢战事，便将孩子托付于乡邻之家。众多老干部的子女，都是在乡亲们的红薯干与小米粥中长大的。如今，国家虽已解放，但国力仍显薄弱，人民生活亦不富裕，我们的生活和子女的生活，绝不可特殊化，应当与群众的生活保持大致的同等水平。”

刘伯承将军育儿之道，首重身教言传。在其电话间内，悬挂着汪荣华女士所书的一纸“告示”：“孩子们，这些电话乃党和国家赐予父亲办公之用，私事切勿占用。国民党旧习假公济私，切莫将此风带入我家中。”此告示，六位子女均恪守不渝。

“警卫员、秘书是组织分配给刘伯承同志工作的，除了他本人，我们家属子女并无使用他们的权利。”刘伯承的车辆通常不允许家属乘坐，汪荣华女士上下班也是一如既往地骑着自行车，无论风雨，四季如一。每到寒暑假，孩子们从外地归来或离开南京，都不准使用车辆接送，而是必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南京解放初期，刘伯承担任南京市市长。一日，他带着刘太行等子女参观中山陵，却意外发现当天因故暂停接待参观。刘太行倍感失望，心想，既然父亲是市长，只需向管理中山陵的干部说明情况，便可顺利进入。中山陵的负责人得知此事后，急忙赶来，对刘伯承表示欢迎。然而，刘伯承却婉言谢绝，坚持按规定行事，随即转身带着孩子们回家。途中，他还不忘教育孩子们：“虽然我身为高级干部，但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应遵守规定，绝不能搞特殊化。”

在那历史性的1972年，刘伯承将军与他的夫人汪荣华女士，以及他们的子女们欢聚一堂。

“我一家居住在小楼中，百姓能有这样的居住条件吗？你们不能让我过于特殊。”坚持原则的刘伯承随后决定，将这两间新增的平房分配给他的工作人员居住。在子女成婚前，刘伯承已规定：婚后子女应独立到工作单位居住。他多次向子女强调：“这里没有可继承的私人财产，你们也不能依赖我的名声生活。你们必须自强不息。”

1961年，刘伯承居北京。

刘伯承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的日常生活遵循着一套严谨的作息。每天清晨五点，他便会准时起床，并坚持完成几项固定活动：首先，他会对着外文书籍朗诵，随后投入半小时的毛笔字练习。紧接着，他会练习一套拳法，之后便开始用餐，随后便投入到一天的工作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刘伯承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这样的生活节奏，这便是他对生活的深刻态度。他的儿子刘蒙回忆道，父亲常常教导他“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因此每天早晨五点，父亲都会叫醒他，让他背诵书籍，练习书法。“父亲常对我们说，别人只需付出一分努力就能完成的工作，我必须付出十倍的努力，务必将它做到最好。他从不追求奢华，只要能过上好日子，能做好工作，能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就已足够。我曾带过兵，深知将领自身若不能以身作则，那么他的士兵必定无法得到有效领导。这就是榜样的力量，父辈的这种榜样力量对我影响深远。”

这些故事虽看似琐碎，微不足道，却深刻展现了刘伯承元帅与群众紧密相连、与民同甘共苦、共渡难关的平等理念。他心怀爱民之情，始终以百姓福祉为念，为人民谋取利益。刘伯承元帅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不沾分毫私利，其高尚风范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