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被誉为抗战中最“光辉战绩”的守城血战，最终却以城陷告终，其主将方先觉的结局，更是引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这其中究竟是悲壮的牺牲，还是复杂的妥协？衡阳保卫战，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较量，更是对人性与荣誉极限的拷问。

硬核死磕到底

1944年5月下旬，侵华日军为打通贯穿大陆的交通线，启动“一号作战”，集结了超过二十万兵力，其锋芒直指湖南。衡阳，这座号称战时“小上海”的战略要地，成为敌军眼中必须拔除的钉子。彼时，蒋介石将防守重任交给了第10军，这支部队素有“泰山军”的威名，曾在长沙会战中表现卓著。

5月31日，方先觉军长率领麾下不足一万八千官兵抵达衡阳。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他向衡阳父老立下誓言：“有我方先觉，就有衡阳！”蒋介石则明确指示，务必坚守衡阳至少十天到两周，旨在最大化消耗日军有生力量。

6月23日拂晓，日军第11军的十一万精锐部队正式发动猛攻。第10军官兵利用精妙的防御工事，奋力抵抗。战役初期，方先觉亲临前线指挥所，即便炮火近在咫尺，也岲然不动。他要求士兵们遵守“三不打”原则：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准不打，确保每一发子弹都能命中敌寇。

在激烈的战斗中，预10师一名炮连长精准炮击，直接重创了日军第68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中将。截至6月30日，尽管日军伤亡惨重，衡阳城依旧巍然屹立。东京方面因战局受挫，首相东条英机甚至因此被迫下台，足见此战影响力之深远。

生路还是绝路？

8月2日，日军孤注一掷，发起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总攻，投入了全部十一万兵力。而此时，第10军的战斗兵员已锐减至仅剩一千二百余人，另有六千余名伤兵，补给线也彻底被切断。城内守军从期盼援兵，到最终的绝望，弥漫着对军事委员会的不满情绪。

有人建议突围，但方先觉断然拒绝，理由是：“如果我们走了，伤兵和老百姓怎么办？”这番话展现了他作为军人之外的人道考量。8月7日拂晓，日军突破北门，在城内展开巷战。下午三时，方先觉发出那份载入史册的“最后一电”。

电文中，方先觉表示官兵伤亡殆尽，已无兵可阻击，他与同僚们誓死报党国。他坦言此电恐系最后一封，与重庆永别，并称来生再见。这份绝笔，字里行间透出悲壮。

蒋介石收到电文后，入夜三次起床祷告，几乎彻夜难眠。次日清晨，他收到空军“城内已不见人迹”的报告，悲痛至极。在日记中，他写下了“悲痛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者也”的记载。

8月8日凌晨四时，方先觉终于举枪欲自尽，却被身边的副官王洪泽和辎重团团长李绶光眼疾手快地拦下。随后，攻入城中的日军为逼迫守军放弃抵抗，竟大规模残杀数百名失去了抵抗力的伤兵，惨叫哀号撕裂了方先觉等将领的心。

在这样的绝境下，谈判似乎成了唯一的“活路”。日军第11军情报参谋竹内实孝少佐前来洽谈停火，方先觉提出保障官兵生命安全、收容伤兵、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日方则表达了对第10军英勇作战的敬意，并应允了方先觉的所有要求。方先觉的师长周庆祥也在此刻发出请求：“军座，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上午十一时许，衡阳城内外枪炮声戛然而止，仿佛换了人间，寂静得像一座死城。许多守军官兵热泪盈眶，有人抱枪哭泣，有人为袍泽裹伤，有人则将枪猛力摔向山石，怒骂着“他妈的你拿去”，甚至有人自语，要把枪埋入地下，待有机会再挖出来与敌拼命。

功过谁能定？

衡阳陷落后，日军为笼络人心，对方先觉等第10军高层颇为礼遇。对方先觉不仅提供了丰厚的饮食起居，甚至还有衡阳名妓陪侍。日本军方也始终没有公开宣布第10军投降的文件。

9月底，日军曾试图将第10军残部改编为“先和军”，并命方先觉担任军长。方先觉坚决不从，但面对日军“不赴任就杀掉所有伤兵并屠城”的威胁，他只能假意接受。在命名仪式合影后，他悄悄对部下说：“日本人只照得我们的相，却照不到我们的心！”

戴笠得知方先觉被俘后，决定全力营救。11月19日，方先觉在军统人员协助下，趁日军警戒松懈，化装逃出了衡阳，并于12月11日辗转回到了重庆。

回到重庆后，蒋介石非但没有追究方先觉的责任，反而给予他和四位师长青天白日勋章，并对其表示热烈欢迎，舆论更是将他比作“当代张睢阳”。不过，也有军方大员曾揶揄道：“好像第10军军、师长未有一人殉职？”

尽管如此，蒋介石没有让方先觉再次受辱，并安排了他后续的职务：1945年2月，方先觉就任第28集团军副总司令，三个月后兼任青年军第206师师长。此后，他历任整编第88师师长，第6兵团副司令，直至1949年跟随蒋介石前往台湾。

然而，在台湾，蒋介石并未再重用他，方先觉多任虚职，最终于1962年退役。衡阳保卫战的光辉，也因这最后的经历，在许多人眼中蒙上了一层“降将”的阴影。

笔者以为

衡阳保卫战中，国军第10军以不足一万八千人马，对抗日军十一万精锐，鏖战四十七天，给敌军造成了极其惨重的伤亡。战后，日军战史声称伤亡一万九千余人，但受降期间，多位日军师团长向李玉堂中将亲口承认，伤亡人数达到四万八千余人，更有日本老兵回忆称，日军战死约两万、受伤近六万，甚至两个师团几乎毁灭性打击。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也记载，日军死伤超过七万，其中四万八千人被击毙。日军大本营急调十万新兵补充第11军，也侧面印证了其巨大的损失。

这场战役，是抗战史上极为惨烈的一页，甚至被日军自身称作“华南旅顺之战”，是“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衡阳的陷落，虽标志着日军“一号作战”湖南战场战事基本结束，但也导致盟国对中国战场完全失望，进而促成了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诱使苏联出兵的雅尔塔体系，影响至今。

方先觉的遭遇，不禁让人想起1942年美菲联军温赖特将军的经历。温赖特在弹尽援绝后，依罗斯福总统指令向日军投降，战后却受到超规格礼遇，亲证日本投降。两者相比，方先觉的境遇可谓“云泥之别”。

他曾是坚守孤城、血战到底的英雄，却在弹尽粮绝、伤兵惨遭屠戮的绝境中，为保全更多生命而选择了“未成仁”。晚年的方先觉，在回忆衡阳战役时仍耿耿于怀，深感“未能确保衡阳及未能随衡阳陷敌而捐躯，于个人言之，非但不敢言功，尚有愧于职守”。

或许，英雄的定义，不应只有壮烈牺牲一途。在无法选择死亡时，尽力为部下争取活路，保护无辜百姓，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凡的勇气与担当。衡阳保卫战的光辉，不仅在于它造成的军事打击，更在于其所折射出的战争下人性的复杂与抉择的艰难，这是一段永远值得深思的历史。